司马迁一生中遭受的最大打击就是“李陵之祸”。在这个事件中，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，他那时面临两个选择：要么去死，要么接受宫刑。如果对汉代人最基本的尊严稍有理解，就会知道司马迁几乎没有选择。接受宫刑被养在宫中，那比死还要痛苦。可是最终，司马迁没有选择死，而是苟活，因为他有自己认为必须完成的事情。
司马迁不是继承家族传统，随随便便写一部历史著作，甚至不是用文人的态度来写的，他的宏愿清楚地写在《太史公自序》里：先人有言，“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、正易传、继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际？”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。
从周公到孔子相隔五百年，从孔子到司马迁的年代正好也是五百年。司马迁这样测量时间彰显了他的自信和大愿。他要像孔子继承周公一样，去继承孔子。接下来他讲得更明白，“绍明世、正易传、继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际”。司马迁要用史家之笔涤清乱世、重显“易传”，让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礼记》《乐经》的本原内含再次被世人了解。带着这样的立场书写历史，才使得《史记》标榜史册。